魏承思教授：佛教与现代文明

一

佛教和其他宗教一样是一种文化形态。何谓文化?文化是人类生存、认识和活动的方式，是人类与自然逐渐分离的过程与表现。人类从动物界中逐渐分离出来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适应，认识和改造外部世界的过程，当人们理性地积累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知识和经验，使之成为人类生活中比较稳定的成份时，文化便开始产生了。正是这种文化的发展创造了人类文明并不断地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对外部世界的感觉、认识和经验是多种多样的，在整个人类文化系统中，宗教文化是完全独立于世俗文化的形态。它和世俗文化同属于人类文化不同的组成部分。在以往的文化研究中，人们经常把宗教误作为与哲学、道德、教育、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同一层次的人类文化子系统。其实，宗教本身就是一个包涵哲学、道德、教育、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诸因素的结构完整的文化大系统。它和世俗文化一道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印度次大陆，它对古代印度文化既是一次重大变革，又是一次系统总结，从而成为古代印度文化的代表。释迦牟尼对当时流行于印度社会的婆罗门教和各派沙门思潮进行了分析、批判、摄取、改造和创新，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佛教。他是当时印度社会一切宗教、思想和文化的集大成者。佛教以“四谛”说为中心，包括“八正道”、“ 十二因缘”、“五蕴”等理论，并由此形成大、小乘。在释迦牟尼之后，印度佛教学者马鸣、龙树、无著、世亲等又提出“中观”、“唯识” 、“真空妙有”等学说，丰富和发展了佛教哲学。佛教哲学蕴藏着极深的智慧，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也称誉佛教徒处在人类辩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佛教不但形成了一套完整繁富的哲学体系，而且形成了主张平等、慈悲的道德伦理规范；形成了灿烂辉煌的佛教艺术和十分独特的生活方式。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佛教文化几乎涵盖了整个印度社会生活。古代印度文化诸领域，例如哲学、逻辑学、医学、文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都与佛教相联系，并且从属于佛教文化系统，构成了佛教的“五明”之学。可以说，没有佛教文化也就没有印度次大陆的古代文明。

公元前二世纪末，横贯中亚细亚的交通路线开辟以后，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这两种相隔离的东方文化才开始交流。佛教从印度传到西域。西汉末年，又随着丝绸之路上的骆驼商队缓缓地踏上了古老的中国大地。从此，它在异质文化圈的中国开始传播开来。佛教推动中国古典哲学提出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从而扩大了范围，丰富了内容。它以独特的思维方式给予人们新的启发，使人们得以解放思想，摆脱旧的儒学教条。佛教还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中国古代许多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可以从佛教里找到渊源关系。佛教还丰富了中国人的语言，输入了大量的新词汇、新语法，扩大了汉语词汇，有的还成为日常流行的用语。中国古代有句谚语说，“世间好语佛说尽”，可以说是很有道理的。正如赵朴初居士所说，语言乃是一种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现象，现在中国人倘若真要彻底摈弃佛教文化的话，恐怕连话也说不周全了。我国古代建筑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精巧的佛教建筑为万里锦绣河山增添了无限风光。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等石窟则作为古代雕刻美术的宝库举世闻名。伴随佛教俱来的不但有绘画、音乐等艺术样式，而且还有天文、医药等科学技术的传习。佛教的刻经促进了中国印刷术的发展，至今被保存下来的世界上最古的雕版印本，几乎都是佛教经书图像。可以说，自公元148年安世高东来译经引起，260年朱土行西行求经至公元l175年朱熹、陆象山鹅湖之会，这一千余年间是中国文化的灿烂辉煌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作为中国文化发展主流的恰巧是佛教文化。可以说，没有佛教文化，也就没有魏晋六朝以来的中国古代文明。总之，佛教文化在印度和中国文明史上都具有不可低估的地位。佛教影响所及的印度、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是构成古代东方文明的主要地区。在古代社会里，东方文明曾经处在人类文明的最前列。毫无疑问，这种发达的古代文明离不开佛教文化对它作出的巨大贡献。

二

佛教文化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它反映了人类对生活的体验、理解和愿望。并且佛教是一个历史范畴，从印度原始佛教到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它本身经历的演变发展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中，佛教必然吸收各个历史时期人类思想文化的精华。因此，在现代社会里，佛教文化仍然可以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一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能够对现代文明的正常发展起到某些特殊的作用。因为，伴随现代文明而来的还有许多不合理的因素，致使人类文明在物质与精神、科学与人文、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上出现了明显的倾斜状态。佛教则可以为人类矫正这种文明倾斜提供助力。

重物质，轻精神，乃是现代文明的第一大倾斜，在现代社会里，物质生活愈益富足，人类变得日益被物质所羁绊。现代人认为生活的目标只是完美的物质。人们把自己变成了物质的附属品，想要这个，想要那个。有了彩电，要冰箱；有了冰箱，要空调；有了空调，又要汽车，总想统统弄到手才妙。他们整天为获得更多更好的物质而忙碌，自己则迷失在忙碌之中。现代人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精神上的空虚、焦虑、困惑和烦燥也就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们。这就是现在西方社会吸毒、自杀、性犯罪等社会病以及哲学、文艺上反映出来的广泛而深刻的悲观主义、荒诞意识以及追求返朴归真的根源。这一切都证明：物质生活的富裕并不能使人们完全满足。人们不但需要物质生活，同样也需要精神生活。佛教以“无常”、“无我”理论否定了人们对物质的执着追求，认为所有的物质存在都是有限的虚幻不实的。从而引导人们转而追求内心的自由和安祥。佛教通过戒、定、慧三学帮助人们把自己的心调适得非常安祥，希望人类能以至真、至善、至美的心活在这个世界上。在喧嚣、噪杂的现代生活里，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片充满生命之喜悦的“精神公园”。

重科学，轻人文，乃是现代文明的第二大倾斜。在现代社会里，科学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类的知识在19世纪每50年翻一番，而在目前翻一番的时间已经缩短为3年。“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过去是神话语言，今天已成为现实。人类今天所掌握的知识约有90％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的，只有10％是过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导致了绝对科学主义的倾向。人们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科学可以决定一切问题。人们只相信科学原理及证据，对于人的因素，则已经鄙弃而不顾了。即使在思想界里，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相继而起，他们渴望把一切知识都带入数学的领域，因为只有数学的必然性才是绝对的必然性。在逻辑和知识论等领域逐渐以符号和数字来表达那些非具体的概念，将人的概念也套入了公式。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人的义务和责任似乎只是作为这种公式上的一个数字和符号。人的生命只是成为生产流水线上的一颗一成不变的螺丝钉。科学如果仅仅只是追求纯粹的知识，完全无视对人、对社会、对人类未来的责任。科学如果仅仅只是追求纯粹的功利，完全不顾由此造成的人情淡漠、社会离异、个人的孤寂感，不顾人类对自然界无限索取引起的报复，那么，从理性出发的科学将会失去理性，科学之义的畸形发展将会把人类推向无底的深渊，人的价值和尊严将会消失在这个深渊之中。于是，近年来人的问题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人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人在茫茫宇宙间处于什么地位?人世间的爱又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又重新萦绕在人们脑际，每一个人都企望着找到答案。人们回过头来看自己，发现科学的发达极其有限，它并不能解决一切人生问题。对于现代社会的这些问题，宗教也不能再故作姿态，超然于上，而必须积极参与，更多地与社会一道负起应有的责任。在西方，天主教会把现代社会里，诸如战争、环境污染、通货膨胀、生活的毫无节制等种种不合理现象归之于人们背离宗教道德伦理的缘故。新托马斯主义则进一步把宗教伦理作为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其代表人物马里坦在《天主教与社会进步》中指出：“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本质上依赖于伦理”。在他看来，只要人人都遵守宗教道德准则，人世间就充满了“爱”，人世间的一切矛盾都将得到最公正的解决。人的尊严和地位才能得到真正的恢复。现代物理学的奠基人爱因斯坦虽然对神学宗教采取了否定态度，但他也认为宗教道德是个好东西。他说，要通过宗教的美德向人类灌输爱的教育，“能够在人类自己的身上培养善、真和美的力量”，“使人类尽可能从自私自利的要求、欲望和恐惧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爱因斯坦认为科学和宗教之间“存在着牢固的相互关系和依存性”，都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所必不可少的，科学提供认识的证明，宗教提供道德的力量。

应该说，在这方面佛教作为一种人生宗教，一种人生哲学，具有超乎西方宗教之上的优势。在西方，随着人类眼界的逐渐开阔，对自然、宇宙以及人本身了解的不断增进，“上帝万能”的观念被逐渐舍弃，人们虽依然走进教堂却又充满疑惑。佛教却没有受到“拯救者”概念的拖累。佛教的佛与菩萨是给予众生超凡力量的朋友、亲人和天然保护者。佛和菩萨不会发怒，不审判众生，不会把人打进地狱受苦。如果人会入地狱，那是由自己的业力决定的，决不是佛惩罚他而将他打入地狱的。佛与菩萨不但不会送人进地狱，还要亲自入地狱去救度受苦的众生。佛教教人自尊自信，依靠自己的力量从生死痛苦中解脱出来，在涅槃寂静之中获得无边的欢乐与永恒的幸福。可见，强调自己救自己的佛教更能契合现代人的精神需要。

重个体，轻群体，乃是现代文明的第三大倾斜。在现代社会里，把个体的活力、个体的创造性以及个体之间的竞争，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崇尚个性解放、个人奋斗和个人利益至上，结果导致个人与群体严重对立的极端利己主义和人际关系的冷漠和隔绝。人类被封闭在“自我”之中，与社会疏离，与人群疏离，甚至与家庭疏离，内心没有一丝温情，哀怨和寂寞的情绪时时汹涌而来。佛教从因果学说出发，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人也是如此，人是整体，不是个体。个人所造之业产生的力量(即别业)固然能决定他的命运，但千百万人汇聚起来的“共业”更是一股巨大无匹的力量，它推动人生，推动历史与宇宙的流行运转，这种共业所形成的局面即是人类共同遭受的果报，决非个人之努力所能挽回。因此，要使人类进入极乐净土，不能单独行动，而要全体都行动起来，以普度众生为目标，自利利他，甚至要以他为己，把自己融合在众生的汪洋大海之中。佛教启发人类伟大的同情心，引导人们发扬无私奉献、大慈大悲的菩萨精神。这对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友爱、相互帮助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之一，它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平，它应该具有现代文明的一切优点，而摈绝现代文明的一切弊端。人类文明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过去、现在、未来是不可能完全割断的。我们要吸取以往人类创造的文明中一切有价值的精华来充实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自然也应该包括佛教文化的精华在内。

三

无可讳言，佛教作为一种传统的信仰模式，一种传统文化的积淀，它在某些方面已经同现代人的生活、现代社会、现代文明产生了一定的距离。佛教要适应现代文明，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必须顺应时代潮流， 不断地实行变革和创新。“人间佛教”的弘扬正是从契合现代人的生活需要出发的。“人间佛教”的倡导者认为，释迦牟尼佛降迹人间，生活、修道、成佛均在人间。说法度生，都以人类为主要对象；所说教理也都以人生现实为依据，以觉悟人群为中心。因此，自从人间有了佛陀 和佛陀的教法，佛教就是属于人间的；佛教的思想必须扎根于现实人生；离开人生的现实，佛教便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土壤和基础。他们批评有些所谓的佛教徒，不热心弘扬佛陀的根本教义，漠视了佛陀伟大崇高的人格，不在自己的人格修养上下功夫，也不愿意以纯洁无瑕的慈善心利益他人，而是专门进行超度亡魂之事。这些人的行为实际上是与佛陀的言教相违背的。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有一位着名高僧——太虚大师，对人间佛教作了理论概括。他把全部佛法的目的与效果分为四个层次，即人间改善、后世胜进、生死解脱、法界圆明。认为这四个层次是全部佛法所包容的目的。其中成就法界圆明的佛果是全部佛教终极的真正的目的，前三层都是达到此目的之途径。从人生改善开始，才能进至于成佛。但是有些佛教徒厌离现实人生之心切，偏重于求后世胜业或生死解脱，这种与现实脱节的做法决不能显示佛法的功效。 “今倡人生佛教，旨在以现实人生为基础，改善之，净化之。以 实践人乘行果，而圆解佛法真理，引发大菩提心，学修菩萨胜行，而隐摄天乘、二乘在菩萨中，直达法界圆明之极果。”另一位当代高僧印顺法师说得更明白：“人类学佛，只是依于人的立场，善用人的特性，不碍人间正行，而趋向于佛性的完成。”他们都表达了同一个意思：人格的完成即佛道的完成。太虚大师还说道：“佛教的本质是平实切近而适合现实人生的，不可以中国流传的习俗习惯来误解佛教是玄虚而渺茫的；于人类现实生活中了解实践，合理化，道德化，就是佛教。”这里说的“合理化”与“道德化”，据他本人解释是指合理的思想、道德的行为。他说“若以合理的思想，道德的行为，推动整个人生向上进步，向上发达，就是菩萨，亦即一般所谓贤人君子；再向上进步到最高一层，就是佛，亦即一般所谓大圣人。”他还强调，“在人类生活中，做到一切思想行为渐渐合于真理，这就是了解了佛教，也就是实行了佛教。因为佛陀教人持戒修善，息灭烦恼，就在使人类的生活合理化。……学佛，并不一定要住寺庙，做和尚，敲木鱼，果能在社会中时时以佛法为轨范，日进于道德化的生活，就是学佛。”后来，赵朴初居士又把人间佛教的内容具体化，指出人间佛教的基本内容，包括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广大行愿。主张发扬佛教切合人生现实的进取精神，积极投身改善社会、净化人生的善业。人间佛教实际上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宗教。它重视人生，强调以人类的生活和谐、精神净化为宗旨，从而使佛教在现代生活里找到了生存和发展的立足点。这就为佛教文化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积极作用提供了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