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起信论》(梵文 Mahāyāna ?raddhotpada ?āstra),大乘佛教重要论书,相传为古印度马鸣著,南朝梁真谛译,一卷;唐代实叉难陀重译,作2卷;以真谛译本较流行。
全书分因缘分、立义分、解释分、修行信心分和劝修利益分五部分,把大乘如来藏思想和唯识说结合为一;阐明一心、二门、三大的佛教理论和四信、五行的修持方法。一心,即如来藏心。万法源出于此,包摄一切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二门,指心真如门(清净)和心生灭门(污染)。心真如门有离言、依言两种;心生灭门分流转、还灭二门。三大,谓体大、相大、用大。体即本体,又名真如,于中一切法平等,不增不减;相即形相,又名如来藏,具有无量善性功德;用即功用,谓由此产生一切善因善果,为修证菩提妙觉之所由。四信,指相信根本真如和佛、法、僧三宝。五行,即修持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止观五种德行。
中心思想为论证如来藏(真如)与世界万物的关系和劝人信奉大乘佛教。认为如来藏由生灭心转,实则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非一非异;世界万有都是如来藏的显现,因而提出真如缘起说。劝导人们深信真如佛性和佛、法、僧三宝,修持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止观等,以获解脱。
后人对此论颇多存疑。隋《众经目录》卷五收入疑惑部,谓《起信论》一卷,人云真谛译,勘真谛录无此论,故入疑。近代有些学者认为此书非马鸣所撰,是中国南北朝时托名之作。但由于此书结构严整,文义通顺,解行兼重,古今学人盛行传诵,视为大乘佛教入门之书。
在中国,此论传习颇广。真谛和他弟子智恺以及隋代昙延、慧远等都各造疏记。天台宗智顗、三论宗吉藏的著述中也曾引用此论。据说玄奘从印度回国后,又将此论译成梵文传往印度。入宋以后,流传更盛,直至近世,佛教各宗无不以此论为入道的通途而加以传习。朝鲜现存有元晓、太贤、见澄的注疏多种;日本则有湛睿、圆应、亮典、即中、贯空、昙空、藤井玄珠、村上专精、望月信亨等人的章疏。(梁孝志)
《大乘起信论》又略称《起信论》,是大乘佛教的概论之作,全文篇幅不长,只有一万一千字左右,但它结构严谨、析理清晰,是对隋唐佛教影响最大的一部论著。它的宗教神学思想代表着此后中国佛教发展的主流方向,为各家宗派所重视并吸收。对于《大乘起信论》的译者及其真伪问题,历来颇有争议,最初相传马鸣菩萨造,梁真谛法师译,据查证,在《马鸣菩萨传》和《付法藏因缘传》都未提到《起信论》。故疑《起信论》是梁代伪作的。隋代法经等所著的《众经目录》卷五也怀疑《起信论》非真谛所译;初唐吉藏弟子慧均在《四论玄义》中推测《起信论》是昔日地论师所伪造;晚唐新罗珍嵩在《华严经探玄私记》中认为《起信论》是根据《渐刹经》而设造的。
《渐刹经》也就是《占察经》。在内容上,《起信论》与《渐刹经》确有很多相似之处。近代以来,中日两国佛教学者对《起信论》的真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日本著名的佛教学者望月信亨、村上专精、松本文三郎等一致认为《起信论》是伪书,既不是马鸣菩萨所造,也不是真谛所译,而是中国人自己伪造的。但常盘大定、羽溪了谛反对这种看法。中国的著名佛教学者梁启超、欧阳竟无、吕澄认为《起信论》是伪书,而章太炎、太虚、唐大圆等持反对意见。后来也有人论证《起信论》哲学理论思想主要依据《楞伽经》。所有这些不同见解,都未以形成最后的结论,而只能认为它伪造的可能性很大。但可以肯定的是,《起信论》的出现,代表着当时新涌现的佛学思潮,它较自觉地与儒家性善说统一起来,构成一个理论和宗教实践并重的神学体系,对隋唐时代的佛学思潮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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