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诸位师兄有的是听说过僧官的，僧官的解释就是管理寺庙和僧尼事务的职官，并且也是由僧人担任的。其实僧官的历史由来已久，那么我们下面就来看一看历代僧官的演变是什么样的。

法果受命道人统

其实，在后秦设置僧官制度之前，早在东晋及北魏之时，就已经建立了僧官制度。根据《续高僧传》卷六记载，在晋代就有“僧司”的设置，它的时间，根据现代人的研究，至少应该是在西元四○一年之前。在此同时或稍后的北魏时代，太祖道武帝拓跋珪也曾敕命沙门法果担任“道人统”，来统摄僧众。

太祖最初在汉地草创国业之际，虽处于兵荒马乱的状况，但仍不忘寻访高僧，探求佛理，可见他对佛教信仰的虔诚。他肯定佛教是救世济人的宗教，因此，在他迁都平城后，就敕命营造五重塔、佛殿，为僧众建设讲堂、禅堂、僧房、沙门座等完备的设施。这种种护持佛教的作为，都是沙门法果建议所致，法果当时是以策划建国的立场参与其事的。

法果戒行严谨，广弘佛法，受太祖迎请到平城，敕命为道人统，统领四众。法果常赞叹太祖明睿好佛道，他的意见深受太祖重视，形同参谋资政一般。

太宗时，担任道人统的法果，依然备受尊崇。太宗尊崇佛法的殷切，不亚于太祖，他在京都平城广建寺院和佛像，更请僧侣教导人民生活。永兴年间(四○九——四一三)，太宗授与法果“辅国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等爵号，但都被一一辞谢。太宗经常驾临法果的住处，但是因为寺门太狭小，皇帝的车舆通过不易，遂下令将寺门拆除扩建。法果八十岁示寂，在入殓之前，太宗三度前往吊丧，追赠“老寿将军赵胡灵公”諡号。由这些事迹可知，太宗对法果的尊崇与信任的程度。

昙曜继任道人统

太武帝初时承继太祖、太宗的佛教政策，崇信佛法，礼敬沙门，每逢四月初八佛诞，即敕令举行行像仪式，并亲临门楼，观览盛况;后来受到宰相崔浩、道士寇谦之的煽惑，崇信道教，在全国建造道观。太平真君七年(四四六)，听信谗言，下诏普灭佛法，终于引发大规模的毁佛行动，造成佛教史上一大浩劫。

至文成帝即位，致力于佛教的复兴，设立一元化的僧官制度：中央以“监福曹”为官衙，“道人统”为首长，“都维那”为副首长;地方的机构则称为“僧曹”，僧官称为“州沙门统”。文成帝在昙曜继任道人统之后，基于僧团日益扩大，僧务繁忙，于是将监福曹改为“昭玄寺”。

昙曜担任道人统期间，对佛教、国家与社会有许多建树和贡献。他奏请设立“僧只户”和“佛图户”，作为佛教兴办事业的基础，同时致力于《大吉义神咒经》、《净度三昧经》、《付法藏因缘传》等书的译出和编纂。

北魏献文帝曾经攻打刘宋，将所得青齐地方的居民迁徙到平城，而把地位较高的民户设为“平齐户”，其余民户皆作为奴婢，分赐给百官。当时，献文帝依照昙曜的奏议，规定平齐户及人民每年必须捐给州郡的僧曹六十斛粟，称为“僧只粟”，这些民户就是“僧只户”。僧曹把收纳的僧只粟，加以统筹管理与运用，当遭逢凶年时，就赈放给饥民，等到丰年，再加付若干利息偿还。在制度上，僧只粟既非寺有物，也不是僧侣的私产，而是属于官有物，只是由出家人担任监督或营运的工作。除了赈灾之外，举凡教内的造寺、度僧、法事、讲经等事业，都可以运用这些基金。至于“佛图户”，是寺院所收容的重罪犯人或官奴、寺奴等，专门从事寺院的洒扫或耕作劳役。寺院对佛图户而言，可视为国家提供感化教育的场所，也是安定社会的一股力量。

昭玄三藏

在“监福曹”改为“昭玄寺”的同时，这个中央机构的组织越加严密，权责也扩大。在组织编制上，昭玄寺置有“大统”一人、“统”一人、“都维那”三人，并置有“功曹”与“主簿员”，专门管理地方(州、郡、县)的“沙门曹”;在职权方面，可谓巨大而广泛。若僧众触犯杀人罪以下的过失，都直接交由昭玄寺，采取内律、僧制来处置。大致来说，昭玄寺具有司法权，可以惩治僧众;有立法权，可以制定僧制;有人事权，除了沙门统、都维那、寺主、上座等的重要僧官是由皇帝直接任命之外，其他各层级的僧官，不论是铨选、任免、罢黜等人事权，都由昭玄寺掌管。

到了东魏、北齐，僧官制度不但是全盘承袭北魏，并且增加僧官的人数，乃至演变到后来，用钱也可以买到官职，所以产生“断事沙门”的新僧官，由皇帝敕授，赋予管理的权力，与昭玄寺共治僧团。

西魏末年，专权二十几年的汉化胡人宇文泰，曾创设一种名为“三藏”的僧官，由皇帝敕授善于教导学徒、功绩卓着的高僧，封号三藏，担负教导与管理僧众的职责。后来这一职称取代道人统，而产生“国三藏”、“州三藏”、“昭玄三藏”等新的僧官。

上面就是关于历代僧官的演变了。其实佛学的历史是很多的，我们若是想要多多的了解佛教的话肯定也是可以的，现在网络很发达，我们可以更快的查找资料。